各级政府频频出台企业纾困政策，但实际效果未如理想。
回顾2003年的SARS时期，人们还只是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到非典疫区旅行等来防控病毒传播，即便在疫情中心广州、北京，也只是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等相关人员进行隔离。不少城市仍然对没有任何确诊病例，也没有任何疑似病例，甚至没有任何密切接触者的小区执行封闭管理。
鉴于2月份大部分企业处于停摆期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小微企业普遍的运行困难，建议免除全国中小微企业2月份的五险一金、免除2月份的员工个人所得税，降低全年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和社保缴费比例。除了调高财政赤字率到3%、发行特别国债之外，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可以按照2019年或近三年的实际盈利情况，要求所有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50%以上的盈利用来现金分红。面对一方面要减税支持企业，一方面要增加支出来支持防控、稳增长的两难，财政政策必须解放思想，用创新的办法打开收支空间。首先，疫情对消费和服务业的冲击已经显现，其中受冲击最严重、可能造成一季度负增长的行业包括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旅游、住宿、餐饮、航空、房地产、租赁、电影等。仍有部分地区要求企业进行层层审批后方可复工。
事实上，当前阶段对经济正常运转影响最大的已经不是疫情本身，而是部分地区以一刀切、层层放大的扩大化式防控来代替法治和科学决策防控对经济的延伸冲击。考虑到近几年大量国企、上游资源行业盈利能力大幅加强，通过执行上述政策，可打开财政收支空间，以增强财政对5G、现代物流、芯片产业、智慧城市等新型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本国软硬件、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的政府采购力度，加大民生和公共卫生等的投入等。2. 美国加征关税，冲击生产企业供给 2019年美国商务部把包括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讯飞、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美亚柏科、溢鑫科技和依图科技等在内的28家中国机构和公司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又称黑名单），限制这些机构从美国购买零部件并高度限制美企与这些企业的其他往来。
团队成员还包括蔡含篇、陈阳、纪尧、邵宇佳、康健、翟乃森。第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四）货币金融 中长期贷款增加，拉高信贷规模。紧缩性因素包括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劳动力成本增加、中国反制措施提高生产成本等影响。
第四，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2019年前三季度，按可比价格计算，GDP同比增长6.2%，实现了6.0%~6.5%的预期发展目标[2]，但较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且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速呈现依次回落态势，分别是6.4%、6.2%、6.0%，其中第三季度GDP增速是自1992年中国有GDP季度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综合2020年宏观经济的自然走势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我们预计2020年GDP增长6.1%左右，CPI同比增长3%以内，预计能够实现2020年的宏观调控目标。拉升因素方面：第一，价格因素。供给方面，扩张性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外资投资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6]苏剑:《扩大消费的潜力与难点》，《中国经济时报》2019年1月28日。
摘要：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下行趋势，GDP增速再创新低。其中，2019年CPI增速持续上涨主要受食品价格增速上涨带动，与之相对的非食品价格增速则是持续下滑，尤其是猪肉价格同比增长29.7%，较2018年1-10月份上涨39.1个百分点。第三，随着网络消费的发展，网络消费的常规化、规模化使得网络消费额的增速渐进峰值，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减。结合进出口两方面来看，2020年贸易顺差将继续收窄。
建议央行继续通过降准、定向降准、MLF等手段实施精准滴灌，同时，引导资金脱虚向实，让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贷款成本，缓解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增强企业贷款意愿。[7]刘伟，苏剑:《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与宏观调控政策?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经济学动态》2018第3期。
第四，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抑制消费增速的上涨。第四，注意引导市场预期，防控因扩内需引致的风险，即防控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加剧。
第二，世界经济增速下降、不确定性提高。根据2017年到2019年的城镇新增就业量，2020年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应为1100万。欧盟由于政局不稳定因素增加、移民问题难以解决、民粹主义崛起、加上英国脱欧未决、欧洲债务风险仍存等，均制约了欧盟经济增长。第二，人民币汇率可能会略有下行，这将对我国出口具有拉动作用。进入 刘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经济安全 宏观调控 。[10]刘伟、苏剑:《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与宏观调控政策?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3期。
3. 能源价格持续波动 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价格将保持低位。2019年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2%，较2018年同期下滑0.5个百分点，而且一、二、三产业分别同比上涨-2.4%、2.3%、6.8%。
根据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国2020年的经济工作将延续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因此宏观调控总体取向将是扩张性的，并将以市场环境管理为主，供给管理次之，需求管理为辅。净负债率方面，2019年上半年174家房企的加权净负债率约为91.37%，达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较年初上涨了4.39个百分点，其中59.9%的房企净负债率呈上涨形势。
并且由于中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承诺进口美国能源产品，2020年中国国内能源价格将进一步降低。（二）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简介 依据总供求模型和对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观察，我们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应该包括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市场环境管理三大类。
同时考虑到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一旦贸易战愈加尖锐化，国家和大型企业在偿还高额债务时将更为艰难，可能引发一连串债务违约，并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冲击，进而传导至中国，引发危机。外资企业的撤出会冲击整个产业生态。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已形成了产业生态和体系，是中国产业生态和消费生态中很重要的一环。自然走势下的经济增速低于经济增长目标，稳增长压力较大。
特别是与这些外资配套的一些供应链企业，可能会跟随外资撤出中国市场。1-10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1.86万套，同比下降9%，二手住宅成交量创2015年以来同期最低值，二手房成交占比全市房屋总成交量下降至71%，为近五年最低值。
2019年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6.14万亿元，同比增长8.2%，较去年同期上升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新兴行业的支持，通过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
2020年，中国经济自然走势是供给需求双收缩。一方面，完善和规范用工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减轻就业市场对弱势劳动者的歧视问题。
第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8.22万亿，较2018年同期多增1.11万亿元。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对进口增速形成扰动。未来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从内部因素来看，一方面存在房地产价格危机、地方政府债务、外资撤离和国际金融传导等方面的风险。
无论是去企业的杠杆还是去政府的杠杆，都将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抑制因素。进口方面，按美元计算，2019年前三季度，进口同比增长-5.0%，增速较去年同期下跌25个百分点。
[5] 因此，房价下跌叠加房企经营困难对中国房地产行业造成了潜在的风险。据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创下历史新高的22.4万亿美元国债跟萎靡不振的预算收入增长，加重美国财政收支的压力，随时可能出现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债务的情形。
第三，完善消费者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依法保护消费者合理权益，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对假冒伪劣和价格欺骗等行为零容忍。其中，房地产投资成为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支撑，第二产业投资下滑仍是主要的压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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